2024年5月13日，第69期北大新闻学茶座在中央民族大学中慧楼举行。本次茶座以中国新闻史研究“第一书”（《中国报学史》）初版影印本出版为契机，由中国新闻史学会与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联合主办。

　　研讨活动由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执行会长、中国新闻史学会名誉会长、中央民族大学特聘教授程曼丽主持，邀请卓南生教授、吴廷俊教授、王润泽教授、陈昌凤教授、邓绍根教授等中国新闻史论研究领域顶尖学者进行主讲发言，共同回顾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百年探索，展望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创新发展前景。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等国内十多所高校的60余位研究者参加会议。

　　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是中国新闻史论研究者必读的经典学术著作，中国新闻史学家方汉奇先生誉之为“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开山之作、奠基之作”，并高度评价该书“以作者亲自搜访到的大量丰富的第一手材料，和作者对中国新闻事业发生发展的历史的系统全面的论述和剖析，轰动一时，影响了近一个世纪的中国新闻学界。”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藏有该书原始版本的公私图书馆并不多。自1927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以来，虽有多个版本的《中国报学史》面世园林景观设计公司，但质量良莠不齐，有的版本甚至与1927年原始版本的内容、装帧均相去甚远。

　　为丰富新闻史学研究的基础资料，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自2008年恢复成立以来，积极推动戈著初版影园林景观设计公司印本的出版工作，将该书列为“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学术文库”出版计划的第一本书。2023年9月《中国报学史（1927年商务版影印本）》（以下简称《中国报学史》初版影印本）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原汁原味地复原了1927年版《中国报学史》。考虑到戈著出版年代久远园林景观设计公司，为助力新闻史学研究者正本清源，初版影印本同时附上方汉奇教授等权威学者的“解读”和卓南生教授专门撰写的“导言”。

　　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导师兼副会长、日本龙谷大学终身名誉教授卓南生教授详细阐述了《中国报学史》初版影印本的出版缘由和意义。卓教授指出，《中国报学史》初版影印本之所以迟至今日才出版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要原汁原味影印戈著需付出较高成本；第二，面临谨慎挑选最合适的“解读”文章之难题；第三，作为“导言”执笔者，在发现戈著的绪论基本上是抄译之作后，曾一度陷入迷茫与困惑。他坦陈当发现戈著第一章绪论的第二节，即“报纸之定义”（包括其注释）完全抄译自日本学者藤原勘治的《新闻纸与社会文化的建设》（东京：下出书店1923年版）第二章“新闻纸的本质”的第二节“固有的新闻纸的定义”至第五节“公告性与新闻”时，“感到震惊、失望与失落”。

　　卓教授经过资料对比和文本细读，认为戈氏过于拘泥于将其新闻史专著称为“学”，是他掉入学术“不规范”陷阱的主因，他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卓教授着重指出，新闻史学者大可不必被所谓“新闻无学论”所吓唬，或存有急于立说的焦虑感。他强调：“论证绵密的新闻史研究、辨析与结语的得出，乃至于提升为理论上的认识（通过复数案例的考究），就是‘学’或‘学’的基础和依据。此所谓‘论从史出’之一理也。”

　　在卓教授看来，上述梳理并非旨在提供后人对戈著诟病的话题，而是通过冷静探析其中的缘由，更全面地把握戈氏对“报学”之认识的特点。他指出，尽管《中国报学史》存在不规范问题，但瑕不掩瑜，贡献巨大，并非同年代其他新闻学论著所能比拟。戈著对外报“几一致为其国家出力，鼓吹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关于外交问题，往往推波助澜，为害于我国实大”的观察，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新闻纸本质”的总结，鲜明地体现出对西人西报的办报框架与实践“范式”并未照单全收的批判精神和主体意识。

　　有鉴于此，卓教授总结道，不论是150年前“新报”草创期报界先驱王韬等高举“华人资本、华人操权”的办报方针，或者是百年前戈公振等新闻学者对“新闻纸本质”的摸索与探讨，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无一不是在寻找与迈向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

　　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导师兼副会长、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吴廷俊教授提出中国新闻史教学和研究者要“沿着戈公振的报学思维，治报史，建报学”，在此基础上着重探讨了对《中国报学史》书名的新认识、戈公振为建立“报学史”作出的努力、完成戈公振的未竟课题三个问题。

　　吴教授认为，戈公振之所以在书名中使用“报学”一词，在于作者并不满足于写一部“报业史”，而是要以报业发展历史为基础，编撰出一部“报学史”。戈氏在《中国报学史》的绪论中阐述了他对“报学史”的理解，即“报学史者，乃用历史的眼光，研究关于报纸自身发达之经过，及其对于社会文化之影响之学问也。”“本书所讨论之范围，专述中国报纸之发达历史及其对于中国社会文化之关系，故定名曰中国报学史。”

　　吴教授指出，报业史是叙述报纸产生发展经过，而报学史是报业史的进一步，不仅要研究报纸自身发达的经过，还要以历史的眼光研究报纸发展对社会文化的影响。戈氏为建立“报学史”做出的努力，体现在《中国报学史》一书致力于对报学理论中的基础、核心概念进行全方位定义，提出“报学”的研究主题和研究范围；试图组织起中国报学史的理论命题，并建立起命题演绎系统；对各个时期报纸于当时中国社会文化产生的影响进行了观察与总结。

　　吴教授认为“建立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路径不止一条”。他指出，戈公振的报学思维和研究路径，即从总结中国新闻业的发展实践，包括总结中国有影响报纸的成功经验，总结著名报人的办报思想入手，是建立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一条正确而有效的路径。鉴于《中国报学史》距离真正的“报学史”的要求还有相当的距离，吴教授期待年轻学者能够沿着戈公振的报学思维，完成戈公振的未竟课题，为建立起园林景观设计公司真正的中国报学（新闻学），编撰出能够深入讨论“新闻传播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两者关系的新时代《中国报学史》而加紧努力。

　　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王润泽教授围绕前人如何构建新闻学知识体系与当今如何构建中国近代新闻学知识体系分享了自己对上述问题的思考。

　　王教授结合她对《中国报学史》的阅读体会指出，戈公振搭建的中国新闻史的研究框架、论述框架、分析框架在当时具有高度的开创性和启发性。在20世纪20年代，戈公振已经暗暗契合新闻学现代化研究的维度，比如器物层面的现代化、组织结构层面的现代化以及思想观念层面的现代化，审视当时的报业实践。

　　王教授建议，研究者可以从考察中国近代百年新闻学出版物入手，通过对中国百年新闻史料的知识考古，研究新闻学知识体系的生成与转型的路径，在此基础上从历史的、实践的、主体性的和关系性的视野出发，呈现一代代学人围绕新闻学“为谁服务”“为何服务”问题的思考与对话，为构建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重要养分，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进行建设性对话提供基础方案。

　　中国新闻史学会名誉会长、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陈昌凤从《中国报学史》对中国新闻传播学的贡献出发，围绕如何构建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分享了她的系统思考。

　　陈教授高度评价了戈著对中国新闻传播学科诞生的贡献，即提供了学科形成的三个基础——基于职业化实践形成的专业性原则、基于职业化实践和专业性原则形成的专业教育、立足专业领域所形成的学术研究。她指出，北大新闻学茶座以《中国报学史》初版影印本出版为契机，梳理“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百年探索”，为把握中国新闻传播学科发展的内在连续性拓展了视野。

　　陈教授继而指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既要有鲜明的主体意识，也要有广阔的视野和胸怀，积极从人类文明中汲取养分。这对研究者的明辨性思维提出了较高要求。她认为，从新闻传播人才培养和新闻史论研究梯队培育的角度看，新闻传播教育在引入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同时，要高度重视吸收人文科学的精髓，培育人文情怀和人文素养，促进对知识和思维形成更深层次的理解。

　　中国新闻史学会联席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邓绍根教授以“中国报学史的百年时空传承”为题，梳理了几代新闻人探索中国新闻学知识体系的发展脉络。

　　邓教授从“戈公振先生的治学精神”谈起，分享了一个历史细节：戈公振曾送给侄子戈宝权一套积木，上面写着几行工整的字“房子是一块砖头一块砖头造成的，学问是一本书一本书读成的。”邓教授以此为例提出，新闻史上的经典著作不同程度上蕴含着作者对知识体系的有意识探索。从1927年《中国报学史》出版至今，中国新闻史研究在方汉奇、宁树藩等学界前辈的持续推动下，几代学人本着求真务实的治学精神，对《中国报学史》园林景观设计公司的内容进行修改和完善，“一本书一本书”地推进构建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知识工程。

　　邓教授认为，在《中国报学史》问世96周年之际，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原汁原味地出版《中国报学史》初版影印本，本身也是一种百年传承。正是基于这种学术传承，中国新闻史研究才能不断前进。

　　程曼丽教授在总结中指出，五位主讲人围绕“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百年探索”这一主题的精彩分享，不仅对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百年历程进行了详细梳理，同时指出了新闻史论研究如何助力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具体路径。程教授强调，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并非眼前的任务或一时的任务，而是中华民族历经百年的宏伟工程，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使命任务，需要一代又一代研究者共同努力，持续推进。

　　本次北大新闻学茶座由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承办，由中央民族大学中华民族文化传播研究中心协办。

　　原标题：《新传头条 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百年探索——北大新闻学茶座第69期活动纪要》